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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和把握機遇及機遇意識
2010-11-02 10:43 | 編稿:譚燕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機遇意識和憂患意識——

  本期話題

  主持人:劉立志

  特邀嘉賓

  張海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中國史學會會長)

  韓 震(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龐元正(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原主任、教授)

  閻學通(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國際關系學系系主任、博導)

  從哲學角度看,機遇的出現不是神秘莫測的,而是有規律可尋的

  主持人: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強調我們要增強機遇意識和憂患意識。那么,我們該如何理解和把握機遇及機遇意識呢?

  韓震(北京師范大學副校長、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機遇由“機”和“遇”兩個字組成。“機”可以理解為是機會、機緣;“遇”則意味著人們是否可以遇到機會,風云際會中是否能夠抓住機緣。如果歷史客觀條件不允許,那就不可能有機會,主體也不能遇到機會;即使有機會,主體不能適時地加以把握,也就遇不到機會;主體只有主動尋找和把握機會,機會才能轉化成機遇。主體遇到了機會且把握了機緣,這才有了機遇。

  龐元正(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原主任、教授):從哲學角度看,“機遇”是一個古老而又非常新穎的科學和哲學術語。在英文、德文、法文中,機遇均為Chance,又譯為機會、偶然性、或然性,等等。它指的是,對一特定事物的發展而言并非必定出現但一經出現就可能改變事物現存狀態的事件和條件。

  機遇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第一是具有不確定性,機遇能否出現,機遇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出現,機遇以什么方式出現,都是不完全確定的。第二,機遇具有非常駐性,機遇對特定事物而言并不是總是存在和不變的,即所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正是由于機遇具有不確定性和非常駐性的特點,所以機遇往往表現為偶然性、或然性。但機遇背后又隱藏著必然性,機遇的出現又不是神秘莫測的,而是有規律可尋,有原因可察的。因而機遇的出現又是偶然性與必然性的統一。

  有能力抓住和運用機遇的大國就常有發展或崛起的機遇,而無此能力的大國則為他國創造機遇

  主持人:如何看待機遇的價值和作用?中外的思想家和先賢對機遇問題是怎么看的?

  閻學通(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國際關系學系系主任、博導):機遇的價值不在于其時長和特點,而在于是否得到了有效運用。任何機遇的時長和兩次機遇間的間隔都是不確定的,同時每次機遇又都有其特殊性。由于所有機遇都具有不確定性和特殊性,因此是人把握和運用機遇的能力來決定機遇的價值,而非機遇的時長和其特點。對于能抓住和運用機遇的人來講,機遇是有價值的,反之,則沒有價值。這如同每年的高考對于所有的考生來講都是機遇,然而,只有高考成功者,才能賦予這個機遇以價值,而對落榜者來講,這個機遇就沒有價值。

  龐元正:在哲學發展史上,對于機遇的作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伊壁鳩魯。古希臘時期,原子論的創始者德謨克利特主張一種嚴格的決定論,他認為原子只能沿著垂直方向作直線運動,由此他把一切歸結為必然性而否認任何偶然性。伊壁鳩魯承襲了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但卻認為原子可以脫離直線而偏斜。他認為原子的偏斜是一種偶然性的機遇造成的,因此他對德謨克利特的嚴格決定論進行了重大的修改。他主張:“一些事物歸因于必然性,一些事物歸因于機遇”。也正是由于這一原因,機遇在哲學史上歷來被認為是偶然性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馬克思曾經對伊壁鳩魯的有關思想給予了肯定,并稱伊壁鳩魯是“最偉大的希臘啟蒙思想家”。

  閻學通:兩千多年前,管子就說:“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時。國修而鄰無道,霸王之資也。”古人早就意識到,大國獲得崛起的機遇,源于自身的正確和他國的錯誤兩個因素。這意味著,有能力抓住和運用機遇的大國就常有崛起機遇,而無此能力的大國則為他國創造機遇。大國崛起,是個幾十年的進程。一次機遇的得失,不足以決定崛起的成敗;但不斷失去機遇,則無望實現崛起。

  雖然戰略機遇的產生源于自身正確和他國錯誤兩個因素,但在運用戰略機遇的策略上我們只能立足于自己決策的正確,而不能依賴于他國的失誤,因為他國失誤與否不由我們決定。

  以這次經濟危機給我國發展提供的新機遇來看,我們會發現,大國崛起的機遇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己爭取來的。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所有大國面臨的,是同一場經濟危機。然而,為何這場危機給中國帶來了機遇,卻沒給其他經濟大國帶來機遇呢?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的金融體制管制較嚴,尚不完全開放,所以,中國經濟受到打擊的程度小于其它經濟大國;同時,中國體制在應對經濟危機上的能力強于其它大國。中國的體制在應對1997-1998年金融危機時,就已表現出了這種能力。當然,由于每次戰略機遇的特點是不同的,因此有運用金融危機這種機遇的能力并不意味著有運用各種機遇的能力。

  馬克思主義對機遇問題是怎么看的

  主持人:重視機遇與投機、機會主義有什么區別?如何從唯物辯證法的角度看待機遇?

  龐元正:在近代哲學史上,一些具有辯證法思想的哲學家非常重視對機遇的研究。如英國哲學家培根就指出:“幸運之機就如同市場上的價格,只要錯過機會,價格就會變化。”“善于在做一件事的開端識別時機,這是一種極難得的智慧。”但是,當時在哲學領域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是以機械力學為基礎的機械論自然觀。這種機械論哲學把古代的嚴格決定論發展成為一種機械決定論。機械決定論認為,機遇、偶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所謂機遇,不過是人們掩飾無知而采取的認識上的權宜說法。這種機械決定論的觀點長期以來統治著人們的思想,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哲學創立之后,這種機械決定論的觀點才受到了馬克思恩格斯的深刻批判。他們明確提出了關于必然性和偶然性辯證聯系的思想,認為必然性正是通過偶然性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的,機遇是社會實現非常規發展的重要條件。

  進入二十世紀以后,自然科學開始了由經典科學向現代科學的轉變。量子力學、分子生物學、系統科學的創立和發展,終于把機遇問題推向了哲學研究的前沿。1954年,玻恩出版了《關于因果與機遇的自然哲學》一書,依據量子力學的最新成果指出:機遇是一個極為基本的哲學范疇,“自然界同時受到因果律和機遇律的某種混合方式的支配”。從此,機遇問題開始引起了國際哲學界、科學界的廣泛關注。世界著名的系統哲學家拉茲洛指出:自然界和歷史進程有很大程度的隨機性和偶然性,進化不是預先決定的,而是充滿了一系列的機遇。另一位世界著名的系統哲學家邦格則提出:“那種認為存在客觀的機遇或偶然性的論點,是一種較為現代的觀點”,“無論如何,過去通常被認為只是掩飾人們無知的機遇,現在作為一種發生的模式已經獲得了相當重要的本體論地位。”

  從以上分析可見,機遇作為一個反映現代科學精神的哲學范疇,在當代哲學研究中已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地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必須以現代科學精神武裝自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哲學研究對機遇問題開始予以重視,這是很值得關注的。

  機遇來臨時不能很好抓住,終至于造成近代中國一系列因落后而挨打的悲慘遭遇。這是中國近代史留給我們的沉痛教訓

  主持人:近代中國積貧積弱,從總結教訓的角度看,中國錯過了哪些發展的機遇?

  韓震:縱觀中國近代史,我們曾經有多次發展和復興的機會。當西方文化的沖擊隨著歐美列強的堅船利炮突入東方時,有自己幾千年古老傳統且人口眾多的中國完全可以積極應對,通過吸納外來文化的精華特別是現代科學技術和制度文明來發展自己。如日本就在佩里將軍所率炮艦的刺激下,順勢而起,通過明治維新,崛起為東亞強國。可是,由于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束縛和清朝政府的僵化無能,使中國未能成功應對西方和現代性的挑戰,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等這些僅有的努力,也無法沖破落后制度的桎梏,都無力回天,均以失敗而告終,只能眼睜睜看帝國夕陽西下。

  主持人:可否具體談談中國近代喪失的幾次發展機遇?

  張海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中國史學會會長):近代由于當時的決策者未能很好地認識到迅速發展自己,以趕上世界先進國家的必要性,以至機遇來臨時不能很好抓住,終至于造成近代中國一系列因落后而挨打的悲慘遭遇。這是中國近代史留給我們的沉痛教訓。具體來說,有下面幾次機遇都喪失了。

  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打擊,但是統治者并不了解事態的嚴重性。特別是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被徹底鎮壓以后,國內曾經出現了二十多年相對比較平靜的時期,統治階層某些上層人物對中外發展的差距已有較多認識,政權相對也比較穩定,如果利用這個機會發展自己,事情未必不可為。日本正是在這時候通過明治維新,奠定了發展資本主義的基礎。中國統治層中一部分人發起洋務新政,造船造炮,發展軍事工業,隨后又以官辦或官督商辦形式發展了一些民用工業。這并沒有取得整個統治階級的共識,頑固派、反對派,朝野上下所在多有。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只是居中駕馭,并無定見。這與明治維新以后的日本統治階級正好相反。一次發展自己的機會就這樣沒能抓住。甲午一戰,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洋務新政主持者們求富求強的夢破滅了。

  晚清發展的第二次機會是在1898年戊戌維新時期到來的,甲午戰后的民族危亡給那些不曾“入仕”的知識分子們以極大的刺激和啟迪。他們希望通過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的方式變革朝政,變革思想,發展國家的資本主義。恰好年輕的光緒皇帝想鞏固自己親政的地位,擺脫慈禧太后和老舊重臣的控制,上下一拍即合,發起戊戌變法。但是變法不過百日,慈禧一伙發動宮廷政變,囚禁光緒,處死戊戌六君子,斷送了變法的前程,使中國再次失去了發展的機遇。

  二十世紀初中國出現了第三次發展的機會。八國聯軍侵華給清統治者留下極為深刻的教訓。他們認識到完全按舊的方式很難維持統治,決心實行新政。朝中大臣反對實行新政的聲音很小,這是與前兩次新政根本不同之點。如果把這次新政提前四十年,中國的發展道路可能不同,發生中國式的明治維新并非不可能。但這次新政改革是在中國已經誕生了新的階級力量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新式知識分子群已較多認識到中外發展的差距而力求有更大的改革動作,而最高統治者對皇權的神圣又不許絲毫觸動。滿族親貴加緊控制政權,尤其加緊控制新練的軍隊,不僅得罪了熱衷于君主立憲的立憲派,也加深了滿漢矛盾;清政府完全站在革命派的對立面,改革以鞏固皇權、防止革命為目的,使得這次改革在革命派和立憲派的聯合攻擊下失敗,使得清政府最后一次失去了借改革以謀求發展的機遇。

  清朝統治被推翻后,民國政權很快轉移到袁世凱手中。盡管南京臨時政府曾發布了一些改革工商企業的法令,盡管孫中山、黃興被袁世凱政府封為全國鐵路督辦、協辦,孫中山為振興實業制定了十年修十萬公里鐵路的計劃,制定了像《建國大綱》那樣發展國家經濟的藍圖,由于沒有政權支持,這一次發展機遇也失去了。特別是在1912-1921年間,由于民初對振興實業的鼓勵,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掠奪,中國工業的發展有了一個較為寬松的時期,這是中國發展自己的好機會。但是,由于沒有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的有力推動,這個發展是有限的。由于其自發性,更由于帝國主義勢力卷土重來,這個有限的發展被扼殺了,這是因無政府有力支持、國內政出多門、社會不穩定而失去發展機會的典型例子。

  二戰以后中華民族復興面臨哪些機遇?我們抓住了哪些機遇,又錯過了哪些機遇

  主持人:二戰以后中華民族復興面臨哪些機遇?我們抓住了哪些機遇,又錯過了哪些機遇?

  閻學通:民族復興這一目標,在冷戰后稱為中國崛起。回顧二戰結束以來的歷史可以發現,我國曾多次面臨崛起的戰略機遇,但每次把握和運用的情況,卻大為不同。

  20世紀40年代,二戰的結束,為我國的崛起提供了一次戰略機遇。美國和蘇聯在戰后分別成為世界第一和第二強國,但其它大國誰能最快發展起來的前景并不十分明朗。二戰結束前,美國學者沃特·李普曼在他1943年的《美國外交政策——共和國的盾牌》一書中曾預測,中國將是戰后最可能興起的強國。果然,1945年聯合國一成立,戰勝國的地位就使中國獲得了五常席位之一。中國的大國地位,在近代史上首次得到了國際社會承認。然而,由于民主聯合政府未能建成引發了內戰,使此次崛起機遇未能得到利用。

  50年代,我國在朝鮮戰爭中的戰果,為我國爭取到一次崛起機遇。1950-1953年,我國以相當于美國GDP5%的經濟規模,與美國進行了朝鮮戰爭,并迫使美軍簽署了停戰協定。這使中國驟然間成為世界軍事大國,從此我國外部軍事入侵之虞消失。這場戰爭的結果,為我國經濟建設創造了安全的戰略機遇。然而,這次機遇僅僅為我所用4年,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共產風將其終結了。

  70年代,中美關系正常化為我提供了一次戰略機遇。蘇聯對中美形成的共同戰略壓力促使中美關系于1971年開始正常化。這一變化極大地改變了我國的外部環境,1971-1976年的6年間有51個國家與我建交,幾乎趕上我國1949-197022年中的54個建交國數。然而,由于此間我國文化大革命不斷進行,這次戰略機遇又未能得到利用。

  80年代,我國改革開放的政策,為我們自己創造了一次戰略機遇。其間,我國外部國際環境并無重大變化,但1978年始實行的改革開放政策使我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濟關系都變得緊密起來。我國有效地運用了這次戰略機遇,使我國實力得到了較大提升。

  進入90年代以來,我國獲得過4次重大戰略機遇。第一次是蘇聯的解體使我國總體實力很快超過了俄羅斯。第二次是日本政府未能在東亞金融危機中化危為機,使日本經濟停滯不前,為我國經濟趕超日本提供了機遇。第三次是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嚴重削弱了美國的國際動員能力,為我國縮小與美國的國際政治影響力差距創造了機遇。第四次就是2008年的世界經濟危機,將我國推上了全球性經濟大國的地位。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不斷強調增強機遇意識,并逐漸形成中國共產黨人特有的馬克思主義機遇觀

  主持人:以史為鑒,我們黨在總結以往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機遇問題提出哪些創見?對推動中國發展起到了哪些作用?

  龐元正: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認真總結我國現代化建設和世界各種類型國家發展中的經驗教訓,對機遇在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十分重視,強調要樹立和增強機遇意識,要利用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形成了中國共產黨人特有的馬克思主義機遇觀。

  《鄧小平文選》中有二十多處談到機遇問題。早在1990年在分析復雜的國際形勢時,鄧小平就提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剛剛暴露出來。我們可利用的矛盾存在著,對我們有利的條件存在著,機遇存在著,問題是要善于把握”。他站在戰略高度明確提出:“我們要利用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1991年,他又指出:“現在世界發生大轉折,就是個機遇……我們不抓住機會使經濟上一個臺階,別人會跳得比我們快得多,我們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總覺得有這么一個問題。機會難得呀!”1992年,在南方談話中,他又強調說:“要抓住機會,現在就是好機會。我就擔心喪失機會。不抓呀,看到的機會就丟掉了,時間一晃就過去了。”

  鄧小平在用歷史機遇思想觀察和解決中國發展問題的過程中,對機遇與發展、機遇與挑戰、歷史必然性與歷史偶然性、人的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性等辯證關系,有多方面的論述和深刻的揭示,所有這些思想對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是具有指導意義的。

  此后我們黨在多個文件中多次強調樹立和增強機遇意識。江澤民同志在十五大報告中強調指出:“能否抓住機遇,歷來是關系革命和建設興衰成敗的大問題。過去我們抓住了重要歷史機遇,也喪失過某些機遇。現在全黨一定要高度自覺,牢牢抓住世紀之交的歷史機遇,邁出新的步伐。”十六大報告進一步提出:“綜觀全局,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并號召全黨要“及時研究解決改革和建設中的新情況新問題,善于抓住機遇加快發展”。

  十六大以來,黨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增強機遇意識,牢牢把握戰略機遇期,極大推進了我國的科學發展。2003年,胡錦濤同志就指出:“能否抓住機遇,加快發展,是關系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興衰成敗的重大問題。”“現在,我們正處在又一個難得的有利發展時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必須緊緊抓住機遇,只爭朝夕地工作,根本目的是要把我們自己的事情辦好,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步伐,確保十六大提出的宏偉目標。”在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指出:“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機遇大于挑戰。全黨必須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帶領人民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求真務實,銳意進取,繼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完成時代賦予的崇高使命。”這次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再次強調了要繼續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今天國內外形勢出現了新變化新特點,我們該怎么認識我們所面臨的機遇

  主持人:面對今天國內外復雜多變的形勢,我們該怎么認識我們所面臨的機遇?

  韓震:30多年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已經為中國進一步發展奠定比較堅實的基礎。近年來,中國經濟總量先后超過了法國、英國、德國、日本,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有著世界最大規模的外匯儲備,人均GDP也接近了4000美元。中國的國際影響,無論從硬實力還是軟實力看,都有了較大提升。驀然回首,中國已經站在了新的歷史起點上。

  中國的發展將面臨新的形勢和條件,會出現更加復雜的因素和困難。首先,過去我們經濟總量小,不太受關注,我們可以韜光養晦,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現在,我們不僅經濟總量規模大,而且占世界的比重越來越大,具有了影響世界經濟運行的力量,我們的任何行為都不得不考慮世界的反應;另外,盡管我們強調和平發展,但隨著我們實力的提升,許多周邊國家也增加了對我們的猜忌。其次,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世界有價值觀方面的差異,如果說在我們發展速度慢的時候它們還能夠容忍的話,那么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的成功,就必然引起某些勢力自覺不自覺的圍堵和打壓。再次,中國的人口結構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年輕人與老年人的比例出現逆轉,人口紅利將可能轉成養老的負擔。又次,國內區域、城鄉、行業之間的差距,財富的分化,這也給社會埋下許多不穩定的因素。還有,中國原來發展的模式和速度對環境造成了很大壓力,在某些地方甚至已經到了自然環境可以承載的極限。

  但是,中國發展仍然有歷史性的機會,緊緊抓住這些機會,就會延續我們發展的戰略機遇期。首先,經濟全球化加強了國際之間的經濟、社會和文化聯系,世界經濟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因此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特征和國際大趨勢。譬如,在金融海嘯襲擊后,歐美對中國進行打壓的同時,也有試圖借助中國因素復蘇的現實需要;再如,中國和日本之間有歷史的和現實的矛盾,但雙方的經濟相關度非常密切,使雙方之間的爭端有可能保持在一定的烈度之內,最近,日本不得不送還他們非法扣押的我方漁船船長,就是證明。其次,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和新興工業國的興起,讓中國有了新的更大的回旋余地,中國與東南亞、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合作日漸擴大,南南合作開辟了中國經濟貿易的新空間。再次,中國區域、城鄉之間的差距,是我們應該解決的問題,但問題也可能轉化成為中國經濟社會梯度發展的新動力,譬如,城市化進程將進一步擴大我們的內需市場;我們人均GDP是日本的1/10,按人均計算我們仍然是典型的“發展中”國家,這是我們的弱點,但也是我們發展的可能性,只有在“發展中”才能發展。又次,中國的人口政策畢竟為人口壓力作出了貢獻,而中國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戰略,為中國經濟社會的轉型和騰飛提供了寶貴的人力資源。最后,黨中央關于科學發展觀、經濟轉型和強化民生的一系列戰略決定和政策,也為我們利用和延長發展機遇期提供了思想保證。

  閱讀延伸

 

  世界近現代史上

  應對“戰略機遇期”的正反典型案例

  在世界近現代史上,抓住“戰略機遇期”的典型案例就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美國。經過“第一個戰略機遇期”30年左右的時間,美國超過當時的“世界工廠”英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從美西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20年時間,美國又經歷了第二個“戰略機遇期”,實現了真正的“美國崛起”,奠定了20世紀美國霸權的基礎。

  喪失“戰略機遇期”的典型案例就是與美國同一時期崛起的德國。到1870年代,在歐洲大陸上已經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同德國相匹敵。此后,德國獲得了30年左右的“和平發展”時期,而同時期的法國和俄國都處于不穩定狀態。俾斯麥作為戰略家,意識到這是德國統一后出現了極為難得的戰略機遇期,而要抓住戰略機遇的關鍵在于德國必須保持與周邊國家的和睦相處。為此,俾斯麥制定了穩定歐洲的“大陸政策”。但是,年輕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卻不以為然,提出與英國爭奪全球霸權和戰略空間的“海洋政策”。這引起歐洲大國的警覺,紛紛結成反德聯盟以圖遏制其戰略企圖。德國的周邊環境迅速惡化,這又迫使德國以更加瘋狂的擴軍備戰來應對。這樣,德國的“戰略機遇期”被威廉二世葬送了。后來的結果是眾所周知的,就是德國成為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使歐洲特別是德國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災難。

[稿源:中國大學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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